飛地 nowhere

這三年飛地的發展本身是超乎我們自己的想像，包含在台北飛地書店的這個空間裡發生的所有的事情、所有活動，還有後來自己在做出版，還在其他城市開店，其實完全不是在一開始的計畫之中。

怎麼去經營一個異鄉人的空間在一個本地社會，對本地的作用是正面的，是一個需要很用力去設計的事情，如果你沒有好好的設計的話，其實會很容易變成一群人抱團取暖，然後本地人就覺得你們跟我們不一樣，然後我不想跟你們玩。

這個探索異鄉人跟本地的關係，是飛地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。這也是為什麼飛地會從台北飛地慢慢的拓展到在清邁，在荷蘭和東京的飛地書店。

為當地的華人社區去設計一個華語書店，我覺得碼頭的意象是在這裡出來的。移民總是會怕自己行為有什麼太過強調本地的這個狀況，或太過強調自己原生的文化，而被本地不接納。但當你有一個顯性的空間出現在這裡時候，這些移民在這裡會有一個更自在的感覺，就好像是一片汪洋大海裡，出現了一個碼頭。

我們討論政治問題，討論音樂問題，討論美食問題，這些問題都是人類共通的，但是香港有香港的經驗，台灣有台灣的經驗，就像你討論巴勒斯坦問題、討論中國問題、討論俄羅斯、烏克蘭的問題，那個問題看起來好像是那個地方特有的，但並不是這樣的，那些問題全部都是人類共通的，所以我們得把這個東西提煉出來。如果能做到的話，其實人跟人沒有那麼難交流。

飛地大概有兩千多本書，這些書基本上會挑選那些走進來的人。因為我不是一個圖書館，我也不是一個誠品書店，我只有這麼大的空間，所以說白了，我選哪兩千本書就會決定我會邀請什麼樣的人，這是一個信號。能被這些書邀請進來的人，他們的交流就會相對比較容易發生。

我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都在做白日夢，然後非常清楚的把它描述出來，另外一個就是承擔責任啦。我覺得大家就是能一起想像那個未來，並且把它在今天活出來。

這個願景一開始我是沒有的，我是開了台北的飛地書店，才意識到這件事情，就是當我們說我們要在一個本地社會給異鄉人做一個空間的時候，這個異鄉人在台北是香港人，在世界各地，顯然就是華人華語的使用者，那個華語使用者包含了香港人、台灣人、中國人。你去到一個英語國家、荷蘭語國家、泰語的國家，那你中文使用者，本身就是少數了，非常少數的異鄉人。當我們這樣子去試的時候，就發現我們以前說的所謂海外華文市場，是非常非常不成熟的，非常非常未開發的一個狀態。我們以前在講華文出版市場的時候會講中國、台灣、香港、馬來西亞可能就是這幾個大的圈。香港以前是很重要的角色，因為香港本地市場雖然不大，但是香港是這些華文出版的一個交流中心，在一九年以前也扮演這個角色。後來政治的壓力變大，然後相互間彼此的張力也很大，所以變成我們再也沒有一個中心，再也沒有一個碼頭，去讓華文出版、華文作家能夠相互交流了。然後台灣本地市場越來越在意台灣自己的題材，我覺得這也很合理，台灣自己的歷史，台灣自己的文學，對外界，尤其是對其他華文部分的興趣是在降低的。這是一個現狀，那就變成我自己是從香港來，我當然體會得到香港作為一個曾經的大家交流中心，這件事情失去了以後，是沒有一個地方能填補這個空白的。

有些書店對我們來說，它當然是個賣書的地方，但是它不只是賣書，我們想要把書變成一個媒介，去促進跟人的交流文化、交流觀念。這一點肯定是相似的，就是其實不用聊，都能smell的，就能聞得出來這件事情。所以我覺得有這些其他的店的存在，會讓飛地有一種好像你在往一個方向努力的時候，有看到遠處不遠處的其他努力者，就是那個激勵會提醒你不要鬆懈，大家就是在這條路上，不是孤孤單單只有一兩個人而已。尤其是你看到很多人都在這麼做的話，會讓我們更有信心做這件事情。就是我那個願景是大家的願景，不是任何一個人的願景，我們能做的事就是一起為這個願景努力。

其實創業這件事情就是有很大的風險，你總有很多時候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就沒有成功，但沒有成功，不代表這個目標有問題，你可以貢獻你所有能貢獻的，萬一不成功的就不成功，但其他人會繼續，所以我覺得這樣就很好。

我覺得有條件的人，一定要make the most of 我們的條件，這是個責任吧。不管是什麼，你因為安全，你比別人更安全，你比別人更有經驗，你比別人更有資源，你比別人有更多的知名度，那你就是要善用這些東西，盡可能的，把它做到。